鉴于看电影与写短评的时间相距一个月有余，短评本身恰好就同电影主旨之一貌似相合——二者一致关乎“记忆书写”。本片对于画外音的使用无疑处在一个反传统的位置，后者尤其体现为：声音的叙述内容与画面的呈现内容时而并不完全契合，玩偶姐姐甚至间或出现相互冲突的矛盾情况。如此“音画不对位”不仅削弱了话语自身的“真实”程度，而且有意造就受者方面的间离效果，从而引发有心之人对于“写作伦理”这一深度主题的思考。单就电影内部而言，观众可以发现三个层面的叙事文本：作家的遗稿、冒名者的讲述、酒吧老板的转述。三者之间逐步实现了记忆的“托付”关系，玩偶姐姐同时彰显着写作之于记忆的某种“天职”。另一方面，玩偶姐姐通过历史时空的今昔叠加，电影的现实指向似乎已是不言而喻。然而，仍旧难以忽视的是两类难民困境的非对称性，共情的可能所寓于的是结构性的不可能。